本文摘要：创新源于超越时代的思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有绪中国绿色时报6月13日报道（记者丁洪美王建兰林泽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及其网络化、规范化的奠基人，生态定位站的倡导者、创始人和推动者，著名的森林群落学家、林型学家，培养博士10多人这一切，足以让81岁高龄的蒋有绪院士有理由引以为傲。

创新源于超越时代的思维——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有绪中国绿色时报6月13日报道（记者丁洪美王建兰林泽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及其网络化、规范化的奠基人，生态定位站的倡导者、创始人和推动者，著名的森林群落学家、林型学家，培养博士10多人这一切，足以让81岁高龄的蒋有绪院士有理由引以为傲。可是，当这位老人坐在《中国绿色时报》记者对面接受采访时，却始终面带亲切的微笑，特别的儒雅与和蔼形成一股强大的磁场，令人油然升起崇敬之情。创新源于超越时代的思维在中国建设生态定位站，林业走在前列；而中国森林生态定位站的倡导者和创始人，就是蒋有绪。之所以能成为创始人，正是源于他超越时代的创新思维。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蒋有绪与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合作，在川西米亚罗建立中国最早的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时，我国几乎没有人没听说过生态定位研究站这个概念。如今，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家林业局已建立了130个森林生态定位站，这些定位站在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以及森林可持续经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50年代，蒋有绪作为优秀人才，被选送到前苏联进修。他到前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所后发现，他们那里有长期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的研究途径，定位站收集的数据，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认识森林。1959年10月，蒋有绪回国时，中国林科院刚刚成立不久，他充满激情，希望将定位站研究的方法引入我国，开展森林生态定位研究。他感到，生态定位站研究今后一定会在理论研究和森林管理实际中发挥重大作用。

当时，中国林科院的领导虽然对这个概念不太了解，但非常开明，同意了蒋有绪的这个创新性的提议。说干就干。

1960年，他踏上川西的土地，与四川省林科所合作,在米亚罗高山林区，和大家一趟趟将设备背上海拔近3200米的工棚，开始了我国第一个森林生态定位站建设，并立即对亚高山针叶林开展了综合性的多学科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包括森林组成、结构、生物生产力、更新演替、水分、养分循环、能量利用以及物种相互关系等内容。1981年，长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他基于在川西生态定位站研究中取得的数据和认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洪灾既是天灾更是人祸的论断，因为大面积的森林采伐使岷江上游森林涵养水源的能力大为降低，认为不应该将长江上游作为采伐基地，而应该以水源涵养作为主要经营方向。这个观点得到其他专家的认同，后来成为中国建设长江中上游水源涵养林体系工程项目的理论依据。

1980年，蒋有绪与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一起恢复他们在文革前已开始的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生态定位观测研究，重建定位站，开展了热带群落特征、采伐更新演替、生态系统功能、刀耕火种后果和经营管理等多学科研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热带林生态系统研究专著，这项成果被评为1988年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为海南省林业、农业、环保等有关部门所应用。不言放弃，在艰难困苦中寻求光明文革10年，几乎葬送了一代科研人员的事业，许多人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而蒋有绪却不轻言放弃。他说，他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相信中国的科学文化从此就完了。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他在那个艰难时期，仍然寻找一切机会，汲取知识，总结整理调查资料。文革时期，他在中科院植物所的图书馆看到一本美国学者编撰的新书《生态学实验手册》，书中有许多新概念，如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当时图书馆已经关了，但他还是设法借出这本书，在下放劳动之余，偷偷地翻译出来，后来恢复高考，这本书成了大学生物和农林学科的最新教材，使一代代学子从中受益。

同时，他还与森林调查队原来的同事们一道，将过去在全国山地原始林区调查收集的资料整理出来，并编撰了《森林合调调查手册》。当时，他们并不敢奢望出书，只是想这项工作应该做出来，今后一定会有用的。

没想到，他们在那段艰难历史时期的努力没有白费，文革后出版界书稿奇缺，他们整理写出的《中国山地森林》一书出版了，成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天然林区分类及其经营的专著，获原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期，《森林综合调查手册》也出版了，成为重新开始的森林调查事业的重要技术手册。可以说，这两本书整整影响了一代林业科技人员。

科研的灵感来源于大自然选择了林业科研，就一定要到大自然中去，科研的灵感往往来源于大自然。蒋有绪说，进入森林要善于观察，发现问题，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找到研究方向。这话是蒋有绪的经验之谈、肺腑之言。

从事林业科研工作60多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1954年，一踏出北京大学的校门，蒋有绪便作为中苏合作调查队林型组的中方组长，与前苏联专家一道，背上几十公斤重的帐篷和各种装备，踏着深深的积雪，进入大兴安岭深山老林开展调查工作；随后两年，又独立带领队伍在川西滇北高山林区和新疆天山、阿尔泰林区进行森林调查。

在调查中他发现，前苏联群落学派的调查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复杂多样的森林自然特点，亟待发展适合我国自己的森林群落调查方法，因此他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在所著的《中国森林群落及其群落学特征》一书中体现了他的群落学思想。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川西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站，他住工棚，喝玉米粥，却感到非常充实，正是他的这种孜孜以求，为中国生态定位研究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在前苏联，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突出，本可以轻易转攻博士学位，可他却认为，国家那么重视培养他们，不能再在那儿耽搁太久，决定尽早回国报效祖国。他认为，做科研的人应该开阔眼界，因此，在前苏联进修时就想到把本来在室内做的生理试验搬到野外去做，现在的植物生理生态学，正是当时他所倡导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应用，他在早期的森林生态定位研究方法中，就开创了森林生理生态学方法。听着蒋有绪院士缓缓讲述他的人生故事，记者突然明白了，他周身散发的强大磁场，来自于他超越时代的思维、深厚的知识积淀和卓越的人格魅力，这也正是年青一代应该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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